被保姆偷走後,他的人生錯位了27年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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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0日,是27年前劉金心被從家裏偷走的日子。他的經歷也因此再次被關注——偷走他的是家裏的保姆,也是他現在的養母。他的人生也從這個日子開始錯置,養母並沒有給他一個母親該有的東西,這包括愛和穩定的生活。

一年前,在生母眼中沒有文化、又酗酒,甚至連基本生存能力都沒有的他,被養母送了回來。夾在兩個母親中間的他,迷茫、困頓,他說自己整個人都是懵的。今天,我給他發了個微信,問他是否還好,他簡單地回了一句“嗯”,便再也沒有言語。2018年6月我見過他,他說他在努力面對,就像在重慶上上下下迂迴的馬路上找道,他在找一個方向。

(本文首發於《三聯生活週刊》2018年第25期)



-劉金心的生母朱曉娟,談起發生的這一切,她很無奈-

本文攝影 | 張雷

面目全非的孩子

2018年2月6日,會議室裏擠滿了人,有記者,有警察,還有負責親子鑑定的第三方。攝像機已經對好了位置;文書記錄員將本子攤開在桌子上,擺弄着手上的筆;屋裏其他人竊竊私語,偶爾偷瞥一下攝像機正對的朱曉娟,臉上難掩興奮和好奇。主角朱曉娟卻一言不發,臉上不起一絲波瀾。

自打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區分局改名後,朱曉娟還沒來過這裏。原本,重慶的主城區只有市中區小小的一塊,1995年,重慶市區劃調整將市中區更名爲渝中區,渝中區公安分局由此得名。朱曉娟曾是局裏的老常客。1992年6月,她的孩子被家裏的保姆抱走,她和家人到解放碑派出所報了案,由市中區公安局立案。

朱曉娟原本的家就在市中區解放碑附近,距離公安局也就兩公里的路程,一路過來要路過青年路、五一路,經停7個紅綠燈。這些,都爛在了朱曉娟的心裏。當年的民警們都記得,有一對夫妻,三天兩頭地跑到局裏問案件進展怎麼樣,然後一臉失望地回去。20多年過去,看着公安局一個個陌生的面孔,朱曉娟都認不得了。她也變了模樣,過了50歲之後,白頭髮藏也藏不住,一根根冒了出來。她比年輕時胖了一點,但仍能看出當年俊俏的模樣,大眼睛、小巧的鼻子和薄嘴脣。

她和丈夫程小平發了尋人啓事、在媒體徵集線索重金酬謝,天南海北地找,福建、四川、河南,這些人口拐賣猖獗的省份他們都去過。兩人被騙被偷也被搶過。有一次,一封來自湖南的來信說前段時間鄰居家收養了一個男孩,看着像他們的孩子。對方約他見面,並讓他到了後將住址留在車站招貼欄處。程小平照做了,當晚,他被洗劫一空,一個人在外過了年。

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起伏中,朱曉娟卻愈發趨於忍耐和平靜——她已經習慣了接受命運給予的各種不好結果。即使是後來家裏光景差了下來,她又和丈夫離了婚,一個人撫養兩個孩子,她也沒有太去抱怨過命不好。所有與苦相關的滋味,她都嚥了下來。

1995年對朱曉娟來說是個失而復得的年份,根據線索,她和丈夫在河南找到了丟失三年的孩子,當時,孩子已被改名爲“盼盼”。第二年年初,兩人在拿到親子鑑定的結果後,接“盼盼”回了家。他們是坐汽車回來的。朱曉娟還記得,父親提前兩個小時到車站等外孫,看到孩子後落了淚,“你終於回來了!”朱曉娟還讓盼盼表演了新疆舞,答謝親朋好友的迎接。

衆人哈哈作樂,看着盼盼跳舞的場景還像發生在昨天一樣,印刻在朱曉娟的腦海裏。如今,他已經長成了27歲的大小夥子,個高、帥氣、壯實,跟朱曉娟很親暱,什麼事都願意跟她叨叨幾句。每次跟人談起這個“大兒子”,朱曉娟語氣中的愛意和疼惜怎麼都遮不住。她還特意保留了當年尋找的留下的資料,以提醒自己兒子“復得”的不易。尋人啓事很多是登在各地農村報上的,因爲有人告訴他們,“很多被拐賣的孩子都賣到農村去了,要往偏僻地找”;他們還印了一摞摞尋人啓事,拜託各地的朋友張貼在火車站和碼頭。

所以,2018年年初,接到那個來自重慶當地媒體的電話時,朱曉娟有些懵。她剛跟小兒子遛彎回來。一年多前,盼盼和小兒子相繼畢業,盼盼去了外地,小兒子則留在重慶工作。每天晚飯後,她和小兒子都會出去散散步,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兒子,她覺得日子終於不催不趕,“巴適”(舒服)了不少。然而,這個莫名其妙的電話毫不留情地將她與平靜的生活再次撕裂開來。

電話那頭,一個女生詢問她20多年前是否丟了孩子。對方說最近跟了一個新聞,一個保姆二十幾年前將主人家的孩子抱走,現在良心發現,想要還回來。朱曉娟覺得遇到了“騙子”。“我們20年前已經找到了小孩了,我養他二十幾年了,你們找錯人了。”她衝着電話,有點生氣。對方並沒有作罷,說要發個照片給她看看。“你看,這個照片好像你嘍。”朱曉娟將照片放大,拿給小兒子看,都是圓臉、大眼睛、薄嘴脣,連神態都有些像。

2018年2月5日,在這次會面前一天,朱曉娟剛拿到重慶警方的兩份“鑑定文書”,鑑定結果顯示:劉金心與她“符合雙親遺傳關係”;而這意味着,她與1995年失而復得的盼盼“親權關係不成立”。往事一幕幕像放電影一樣在朱曉娟的腦袋裏一幀一幀滑過,並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問題。親生兒子是個什麼樣的人?跟哪些人交往?有沒有讀大學?性格怎麼樣?他爲什麼現在過來找我?對於將要謀面的這個孩子,她一無所知,只知道他現在叫“劉金心”。可是,盼盼怎麼辦?盼盼又是誰的孩子?她想按下暫停鍵,大腦這臺機器顯然已經失控。

“來了!”“來了!”人羣的驚呼促使朱曉娟擡了一下眼皮。她看到門開了,先是走進來一個警察。後面緊跟着那個讓她滿是疑問的孩子。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啊!他狀態看起來太差了!眼神渙散,飄飄忽忽像是找不到停留的據點;腳杆瘦得跟甘蔗一樣,腳上是一雙舊得不能再舊的運動鞋,鞋邊的紋路幾近開裂。這樣的身體包裹在一身灰黑色的衣服裏,看起來更是沒有生氣。頭髮倒是與衣服很搭,從後腦勺看去,半個腦袋都是白色。很難想象這是一個27歲年輕人該有的模樣。



-2018年6月5日,劉金心在重慶老家的居址旁。27年前,他被家裏的保姆從這裏抱走-

“像!太像了!簡直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”周圍人在安靜的兩人旁邊發出一陣陣的感慨:一樣圓圓的臉、大而圓的桃花眼,就連鼻子也是按照朱曉娟的模樣長的。朱曉娟心沉了下,她努力扯了下嘴脣,擠出了一個微笑的動作。“你過來坐。”她挪了下身子。劉金心聽話地走了過去。兩人坐在人羣中,再也沒怎麼說話,平靜得像漣漪不起的湖面。

朱曉娟家裏至今保留着兒子被抱走前幾天拍的一張照片。那是鄰居給照的,當時她正帶着孩子在院子裏玩,鄰居拿着相機留下了這一瞬間。後來這張照片成了她尋找兒子最主要的憑據,“時間捱得近,其他的都是幾個月時拍的,孩子長大都有變化的”。照片上的小孩穿着綠色短袖襯衣,白底淺綠的花褲,眼睛又圓又大,水靈靈的,兩隻招風大耳朵顯得精氣神十足。“我兒子長得可乖、可特別了。你看劉金心跟照片還是有些像的,但氣質各方面都變化了,面目全非,完全是兩個人。”

朱曉娟將這些照片翻拍在手機裏,翻來覆去地看。“如果是我來養,孩子肯定不是這個樣子,起碼不會這麼矮。”朱曉娟跟我說,盼盼身高一米八幾,小兒子也有一米七三。朱曉娟設想了無數個“如果”,追到最初始的那個,則是,“如果孩子沒有丟,生活也不會是這個樣子”。

這個見面與劉金心想象中有些不一樣。原本,他以爲兩人會抱頭痛哭,但沒想到兩人只是笑一笑。劉金心告訴我,他後來回想過很多次會面的場景,最終得出結論,不說話,會心一笑,纔是沉浸在骨子裏的血緣關係該展現的。對於這個腦海中沒有印象的女人,劉金心有着天然的親暱感。他從小顛沛流離,幾乎未嘗過母愛的滋味。尋親之前,他又剛生過一場大病,還抑鬱了,生活已將他年輕的人生捶打到了谷底。

他想靠近朱曉娟。第一次視頻時,親子鑑定的結果還沒有出來,他一開口就叫了聲“媽”。“她會耐心地聽我講話,告訴我什麼該做,什麼不該做,很多我不願意跟別人講的事情,我都會跟她說;但我跟養母就講不來,我倆從來沒談過心,一對腔就會吵。”劉金心的言語中透露出一種不容易覺察的自得,很顯然,他對剛剛相認的朱曉娟是滿意的。

抱孩子鎮命

20多年過去,劉金心拍照所在的大院已經消失不見。那是一個四四方方的院子,有着高高的門檻,像極了四合院,是重慶警備區的家屬院。他的父親程小平是警備區的幹部,原本在四川軍區工作,有了劉金心後爲了照顧方便,就調了過來。劉金心的家正對着警備區的大門。如今,警備區也搬到了別的區域,劉金心原來居住的土地上坐落着2000年以後建設的居民樓。唯一能勾連起舊時光的,是重慶消防總隊的三層小樓,原本位於警備區老家屬院後面。老樓年久失修,門口貼上了“禁止入內、否則後果自負”的告示。

27年前,程小平帶着保姆何小平打這裏路過,邁進了警備區的大門。何小平是他從離家不遠的一家勞務市場請來的。程小平看了她的身份證,名字處寫着“羅選菊”,18歲,四川忠縣人。程小平看了下照片,當年印刷的老身份證,頭部都黑黢黢的,不太清晰,與本人倒也有幾分相似。

“你會帶孩子嗎?”他問了句。

對方回答:“會。”

一問一答就達成了口頭契約。



-1992年,程小平從人才市場將保姆何小平領回家-

程小平和妻子朱曉娟都要上班,雙方父母也都未退休,沒人帶孩子,只能請保姆。朱曉娟對這個保姆印象並不深,她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,畢業於重慶醫科大學護理學專業,畢業後在一家國企醫院當護士,大夜班經常連着上,“就覺得她(何小平)話不多,整個人悶悶的”。朱曉娟和丈夫帶着孩子住在二樓的閣樓上,何小平則住在樓下,牀是臨時搭建的,挨着飯桌。只要得空,朱曉娟都會自己帶孩子,讓何小平幫忙打掃家務、做做飯。

孩子被抱走是在保姆到家裏的第七天。那天中午,朱曉娟正在上班,突然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,說家裏門敞着,保姆和孩子不見了。朱曉娟慌了,她是早上7點鐘喂完孩子出門的。下樓時,何小平已經醒來,她將孩子遞給她,還特意囑咐了兩句。回到家裏,她發現,保姆將自己的衣服全部打包收拾走了,小孩的東西一樣沒帶,那張寫着“羅選菊”名字的身份證則落在了家裏。朱曉娟的一雙剛買的新皮鞋也被拿走了,腳架上擺着何小平那雙破破爛爛的布鞋。朱曉娟跑去問門衛有沒有看到保姆,門衛說早上8點鐘就看到保姆帶着孩子出去了,“還說去買菜”。

朱曉娟慌忙報了警。警察按照身份證的地址找到了羅選菊的家。羅的家裏人告訴他們,羅已經於1992年離鄉,至今未歸,前不久剛收到一封信,讓家裏人帶着600塊錢去山東寧津救她。幾人又趕到了寧津,當公安機關將羅選菊帶到程小平二人身旁時,程小平覺得自己渾身都涼透了,這並不是他們請的保姆。此時,他們才知道,“羅選菊”的名字是假的。

“你們兩個人(朱曉娟和母親)在屋裏頭,都看不住一個一歲的孩子。”脾氣暴躁的程小平再也忍不住了,他衝着朱曉娟吼,邊吼邊砸家裏的東西。朱曉娟也覺得委屈,“我又不是不上班,我媽也在上班。”孩子的走丟,像是一根引線,在被點燃後,嗞嗞地迅速燃燒起來,最終引爆了炸藥,將原本隱藏在生活中的矛盾、磕碰掀了開來,並釋放出較之原來多倍的威力。“每次一遇到問題,他就把這個事挑出來說,你會覺得日子很難過得下去。”那段時間,朱曉娟不能聽到別家小孩哭,只要一聽到,就會想到自家的孩子,覺得他在外面肯定吃了很多苦。

稍微冷靜一點後,兩人又充滿了自責,像是兩個重傷之下必須全力合作逃出死亡谷的難友,開始回憶與何小平相關的點點滴滴,以給警方提供更多的細節和線索。朱曉娟的母親告訴她,何小平曾提到,自己有個鄰居,先後生了兩個兒子,但都相繼死了,算命先生說她八字大,家裏人不待見她。朱曉娟的母親還好心告訴何小平,朱曉娟在婦產科工作,經常會遇到被丟掉不要的孩子,可以想辦法幫她鄰居抱一個。

程小平則對何小平的年齡產生了懷疑。“她應該不是18歲。她看着總得有20歲,說話和走路架勢也像生過孩子。”七天相處下來的有限信息,並沒有起到太大的用處,何小平就像一片浮萍,涌入了千千萬萬的水草中,找尋不見。

程小平的判斷沒錯,何小平當年是21歲,老家位於四川南充一個偏遠的山村裏。我與何小平約在我住的賓館裏,這是她選的相見地方。她腳踩着一雙10釐米高的坡跟涼鞋,穿着一條鮮綠色的九分褲子,上半身是一件黑白條紋緊身露肩T恤。1996年,她就到南充市打工,並最終將家安在了市裏。她的身上已經看不到當年土氣的影子。何小平腳一蹬,盤腿坐在了我的牀上。“我一直把娃當親生的養,但我就是心裏歉疚,所以想給娃找父母。”她嘻嘻地笑着,口氣平淡,沒有聽出任何內疚和自責。



-劉金心重慶老家居址俯視圖,他就是在這裏被拐-

18歲時,何小平經親戚介紹與前夫結了婚。到了夫家後,她先後生下兩個兒子:第一個只活了40多天就夭折了,在河邊挖坑埋了;第二個兒子則養了10個多月,有一晚突發急症,“哭了幾聲也沒了”。“白天好好的,吃得好好的,平常也沒去過醫院,也沒感冒過。”何小平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裏走,她又一次想到村裏老人的說法:“你八字大,命硬,克孩子,必須要撿個孩子回來鎮命,自己的孩子才養得活。”

何小平這回信了,她怕村裏人笑話她,給了村裏的啞巴10塊錢,讓他把孩子埋了。從南充通往重慶的車路過她嫁的村子,她一早就搭車去找在重慶打工的前夫。何小平記得,路費只需要十四五塊錢。前夫知道了事情後非但沒有安慰她,還跟她大吵了一架。“倆孩子都沒了,他嫌棄我,都擺在臉上。”何小平告訴我,前夫不幹活,她讓他出去找工作。前夫就對她吼:“我又沒有孩子,給誰賺!”那段時間,何小平覺得自己都魔怔了,做夢都想要孩子。

何小平認爲跟劉金心有緣分,他是正月二十一出生的,只比自己死去的孩子小10天。“看起來大小差不多,眼睛也有點像。”何小平想,自己出來時,並沒有人知道第二個孩子死了,村裏人只當她帶着孩子出來跟丈夫打工,帶回去劉金心也不會有人懷疑。

那天,女主人去上班,男主人也在幾天前出差了。何小平覺得是個好時機,她揹着行李,抱着孩子,坐了一輛大巴回了南充。

“你不害怕嗎?”我問她。

“我那時並不覺得這個事情犯法啊,想着主人家找不到(孩子)也就不找了。”何小平回答我。

她總是有一套自恰的邏輯,就像她在幫劉金心尋親後說:“我之所以抱你出來,是因爲當天看見你父母兩人在吵架,我看不下去,所以才抱你走。”報道出來後,親戚都打電話來問她,她覺得臉上掛不住,又開始在劉金心面前怨他的生父母,“他們肯定沒有全力找你,假設兩方都出來找了,哪裏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”。

如今,已經很難確認何小平說的所有的話究竟是真是假,或者哪些是真的,哪些是假的。我曾試圖按照她說的村莊位置去找尋她成長的地方,以瞭解更多關於她的內容。我打聽了附近村裏許多跟她年齡相仿甚至比她年紀大的人,很多人捶着胸口向我保證,“自打記事起,就沒聽過這個村名”。

一個偶然的機遇,我知道了她現在居住的地址,找了過去。幾棟五六層高的樓房包裹着一個菜市場,人來人往、進進出出的。何小平家就住在其中一棟。原本我想,這樣熱鬧的老城區,鄰里之間應該是熟稔和熱切的,但很快發現,這個想法,並不適用於何小平。她的一個鄰居告訴我,2000年前,這裏還是一溜的小平房,後來南充做居民區改造,這裏算是回遷房,不少人轉手賣給了從南充鄉下過來打工的人。“她很有本事,爲人也不斤斤計較。”這位鄰居開了個賣食材的小賣部,他的依據是何小平來買東西不像別人那樣“討價還價”。

對於何小平這個人,多數的鄰居是熟悉而陌生的,她整天從菜市場門口走來過去,但提起她的來歷,卻沒人說得清楚。“他們一家跟外人不常打交道,碰到面都是打個招呼過去,從來不停下來聊天。”許芳(化名)家與何小平家只有一牆之隔,兩家陽臺只隔了幾道柵欄,有時候在陽臺見到,兩人也是簡單的問候,“只知道她有個看起來歲數比她大很多的老公,還有個女兒,平常很忙,早出晚歸的”。



-從何小平居住的樓層往外看,正好是一個菜市場-

印象裏,許芳從未看到何小平和老公一起出門,男方出門時總是抱條狗。直到2008年左右,何小平的前夫打上門來,許芳才知道她是離過婚的。“去年聽別人說起她兒子因爲彩禮的事情訂婚失敗,我好吃驚,一起住了十幾年,我都不知道她有兒子,也沒碰到過。現知道這個事,我才覺得這個女的心機好深啊。”很顯然,何小平一直在隱藏劉金心的存在。當天拜訪完鄰居後,何小平聯繫了我,她很憤怒,“我們鄰居原來都不知道這個事情,我早出晚歸的,誰都不知道,現在鄰居都來問我,你安的什麼心?”

直到與朱曉娟相認後,劉金心才知道自己準確的出生日期。原本,何小平說他是大年三十出生的,“過年都忙不過來,誰給你過生日”。劉金心身份證上則寫的是“1月25日”,這是外婆(何小平母親)給他報上去的日子。“劉金心”並不是他原本的名字,10歲之前,他叫劉海洋。何小平將他抱回來後,直接用了死去的第二個孩子的名字和戶口。直到小學四年級,他被何小平接到南充。這時,外婆纔給他改了名字。

甩包袱

何小平早就有甩掉劉金心的心思。

劉金心被抱走後,先是被放到了何小平家裏養了一陣子。何小平前夫很兇,也知道他的來歷,動不動就會打他、罵他。前夫有一輛摩托車,每次院子外面的摩托車聲響起來,劉金心就會迅速坐在小板凳上一動不動,他怕捱打。等摩托車開走,他纔敢動。“他(何小平前夫)就是個混混,每次在外面鬧了事情,別家的孩子就會來打我。”

1995年,何小平又生了個女兒,作爲一顆鎮命石,劉金心完成了何小平賦予他的使命,但這並沒有讓她的人生發生逆轉。前夫嫌棄她生的是女兒,對她又打又罵。她開始萌生了把劉金心送回去的想法。何小平去公安局打聽,她爲了使自己不受牽連,謊稱孩子是親戚從別人家裏抱的,現在親戚有了小孩不想養了。公安局的人告訴她“你親戚的行爲是犯法的,孩子又不是別人送她的,公安局也不會放過她”。

何小平只得放棄了這個想法。1996年,何小平的前夫因爲偷東西被判刑11年後,何小平帶着女兒離開了村子去南充打工。劉金心則像隨手丟棄的傢俱,被扔在了老家。他一共換了三個地方。先是在姑姑家,後來又去了大舅公家、外婆家。

他記得,每年冬天下雪之後,通往小學的路就會泥濘不堪,他只有一雙鞋,溼了就沒得穿。他只能脫下鞋子、襪子,赤着腳走過去。“每年,腳上都會長滿凍瘡。”對於這段過去的經歷,劉金心很不願意提。“我現在都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,好累呀。”講話的時候,劉金心手從臉上滑了一下,趁我不注意抹掉了眼角的淚。“我現在性格都飄,做一件事靜不下心來,堅持不了長時間。可能跟小時候經歷有關係。”

2000年,何小平在市裏買了房子,再也無人接管的劉金心被接過來,送進了寄宿學校。那是一個很差的學校,班裏桌子舊,一個班只有20多人,全是在打工家庭的子女。劉金心印象中,有同學是從福建過來的。在班裏,劉金心逃學、打遊戲,結交小混混,直到老師找上家門,何小平才知道,劉金心已經很久不上學了。“我根本沒有時間管他,我弟和弟媳都外出打工,也沒有人管娃,但人家孩子就很聽話,知道往家拿錢,一個還讀了博士。聽不聽話是天生的。”我與何小平相見了兩次,每次聊天都超過一個小時。她幾乎沒有提到劉金心的好,只有在我告訴她劉金心讓生母朱曉娟簽了對她的免責書時,她才提了一句,“他有一點好,不偷不搶”。

初二沒有讀完,劉金心就不願意上學了。何小平也沒有阻攔。劉金心去了廣州,在工廠擰螺絲釘,每天保持一個動作,像機器人一樣。何小平不管這些,她覺得只要能往家裏拿錢就可以。劉金心並沒有按照她的想法走,離開了家的劉金心獲得了自由。有了打工的錢,他給自己買香水、衣服、手機,彷彿這樣才能給自己安全感。他還在夜店結交了一批朋友,每天10點以後過去喝酒。熟了以後,很多人組酒局就會叫他,因爲“喝得多”“玩得開”。直到現在,劉金心還覺得這是他打工時最快樂的日子。

劉金心喜歡醉酒暈乎乎的感覺,“什麼事情都不用去想了”。他困擾的事情很多:爲什麼母親對他不管不問,對妹妹卻各種呵護?爲什麼父親不喜歡自己?想得煩了,他就去喝酒,左手一斤白酒,右手是啤酒,他也不吃東西,就那麼一杯一杯地灌自己,只爲了快點醉掉,有時候喝不下去,他會捏着鼻子逼自己喝,“我想盡快上頭,心情不好的時候,我喝酒不會把自己當人看”。

喝酒誤事,劉金心先後丟了好幾份工作,只得又回家來。18歲時,他覺得修小汽車是個不錯的生計,想去學。何小平不準,覺得修跑運輸的大卡車才賺錢。劉金心只好去了。劉金心個子小,連後軸都抱不動,學了一段時間,他就放棄了。何小平又覺得開挖掘機好,趕着劉金心去學,他在半山上挖了半年,又不幹了。“你的任務就是剷平那座山,整天待車上,連個人影都看不到。”這一系列的事情下來,何小平對劉金心意見越來越大,“幹什麼工作都喊累,又想賺錢,好吃懶做。不掙錢也就算了,還天天找我要錢”。

尤其是在2017年定親失敗後,她更覺得劉金心成了廢人。當時,劉金心和女友已經談了兩年多戀愛,打算結婚。對方找劉金心要10萬元彩禮,何小平說拿不出,女方家不同意,就跟劉金心分了手。分了手後的劉金心在家裏醒了喝,醉了醒,幾乎不出門,有幾次還喝到了在家裏吐血。

劉金心開始幻聽,總是能聽到老鼠或者貓走動的窸窸窣窣的聲音,就在他的窗臺旁邊,“總覺得有人要害我”;他還聽到鄰居在外面說他這不好、那不好,但走出去看了一遍又一遍,並沒有人。嚴重時,他甚至有自殺的想法。有一次,他正在切菜,切着切着突然特別的沮喪,“我覺得自己特別無能,連菜都切不好,還不如死了算了”。他緩了下,告訴自己這不是真的自己。

醫生給劉金心開了一大包藥物,他回家一看,全是寫着“焦慮”“抑鬱”的字眼。何小平並沒有放在心上,她依然認爲劉金心在爲自己的好吃懶做找藉口。但她開始慢慢打起了送走劉金心的算盤——外人不知道的是,前夫已經多次用劉金心來威脅她,“如果不給錢,就將事情說出去”。早些年,她給了幾萬塊給他,後來他又看中了她的煤炭生意,不拿一分錢入股分紅;去年,前夫又找過來說,如果不給他13萬,他就將整個事情說出來。何小平拿不出來錢,只好寫了張欠條。

何小平開始多方打聽尋親的事情,在這個過程中,她獲得了一個重要信息。即,劉金心的案件已經過了20年的追訴期,極爲可能不被追究法律責任。而且,主動幫助孩子尋找父母,更會被酌情處理。現在看來,何小平應該也是內心掙扎了很久,就像賣菜時稱算斤兩,她比對了下,“自己承認”付出的代價要比被前夫一直要挾小得多。

在接受本刊的採訪時,何小平一直在她喋喋不休地問我同一個問題,“公安局那裏我已經簽了兩次字,檢察院也去了兩次,你說他們會怎麼判?”簽了兩次字後,她的擔心日益增多了,便給劉金心施壓,“我養了你20多年,你親媽現在要送我去坐牢”。劉金心也擔心朱曉娟追究何小平的責任。他跟朱曉娟說:“如果你追究她的責任,我就跟你斷絕母子關係。”這點讓朱曉娟很生氣,但相認當天,她還是當着劉金心的面簽了免責書。

“這其實是一個誤讀,刑事案件的最長追訴期確實是20年,但這是說一個案子在沒有被立案和偵查的情況下;朱曉娟和家裏人已經報了警,這意味着案件如果沒有偵查出結果,會一直都在追訴期內。不過,如果沒有這個誤讀,何小平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將這個事情說出來。”朱曉娟的代理律師、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魏巍告訴我。

劉金心:“另一個我”

劉金心站在解放碑(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)那裏,辨別着方向。這是他找尋老家的唯一標誌。這座高27米多的建築於1947年完工。20多年前,周圍的建築都不允許超過解放碑,現在燈光林立,已很難看到比它矮的樓房。認親後,朱曉娟和母親曾一起帶劉金心去了趟原來的家。劉金心在心裏記了下家裏和解放碑的大致距離和方位。“我在重慶,走到哪裏找不到路,找不到北的感覺。”

2018年6月4日,我和劉金心輾轉找尋了一次。第二天,我們二人又去,他再次迷了方向。“我們要不走到昨天出發的位置,再從那裏走過去?”我在一旁提議,他拒絕了,執拗地往前走着,像是要證明他與這個地方的內在關聯。直走、轉彎、往回走,來回轉悠了許多次,我們終於找對了方向。“我就知道我能找得到。”劉金心轉過頭笑着衝我說。



-劉金心在老家居址附近,他很迷茫-

劉金心試圖在任何跟家相關的事情中尋找存在感,以抵消他在母親那受到的“輕視”,他覺得朱曉娟對他越來越沒有耐心了。“我放個假好不容易過來,她都沒問我爲什麼沒到家裏,連句敷衍的話都沒有。還說最近忙,沒有時間管我,讓我在外婆家待完,自己回南充就行了”。朱曉娟則是另一番解釋,“你看他,來了都不跟我說一聲,直接到外婆家去是什麼意思?”在採訪的兩天裏,朱曉娟跟我抱怨了多次劉金心的“不請自來”,“我平常工作這麼忙,哪有時間照顧他,外婆年紀這麼大,他去打擾外婆,都是給外婆增加負擔和麻煩”。

朱曉娟則覺得劉金心越來越敏感,她甚至開始懷疑劉金心認親的用心。有一次,幾個人一起去外婆家吃飯。外婆拉着劉金心和弟弟說:“你們都是我的孫子,將來結婚的時候,我當外婆還是會表示的。我也沒啥錢,但你們幾個我都會一樣對待。”這恰恰是劉金心最忌諱的點,他一下子急了,“我又不是來找你們要錢的。你們不要反覆說這個事情。”朱曉娟聽了很不是滋味,“劉金心你怎麼說話呢,外婆不是這個意思,外婆是說你們都是她的孫子,她一視同仁”。

在採訪時,劉金心總會跟我提起相認不久後的情景:劉金心和朱曉娟一起出門,兩人都是手挽着手;朱曉娟還帶他一起去拜佛,因爲節假日打不上車,兩人一路走一路歇,走了有好幾里路。“你太不能走了!”劉金心轉頭“嘲笑”朱曉娟。“我一個老太婆,走不過你。”沒事時,兩人經常會在一起聊天。雙方都迫切想知道彼此過去的生活。朱曉娟會給他講和程小平談戀愛的事,講如何尋找他,給他看小時的照片。他在家裏看到了一隻薩克斯和一隻圓號。朱曉娟告訴他,那是盼盼用剩的舊物。

1995年找回來的盼盼,也就是朱曉娟錯認的兒子,注意力不集中,坐也坐不住,朱曉娟和丈夫兩人將盼盼領到少年宮,想看看他對什麼感興趣。他指着要學圓號,朱曉娟就花了1000多塊錢買給他。吹了沒有幾個月,盼盼又想學薩克斯,又花了3000多塊。朱曉娟也不生氣,有一次她還跟盼盼開玩笑說“留給孫子學”。

盼盼還有一身的壞習慣,比如說愛吐人家口水,扯別人衣服,吃飯總是亂撒。朱曉娟就一點點教,“他在外面三年,吃了那麼多苦我們總覺得對不起他”。爲了能夠全力帶盼盼,朱曉娟和程小平一致決定將剛兩歲的小兒子,送到他的老家桐城,交給老人撫養。原本他們打算讀小學的時候接回來,但盼盼實在太皮,兩人顧不來,就一直拖到了初中畢業。“現在小兒子有時跟我開玩笑還會說我偏心。”朱曉娟也不再敢請保姆,家裏人分了工,早上她和丈夫送盼盼去上學,中午孩子在學校吃飯,晚上外婆再將他接回來。這樣的接送一直持續到了小學畢業才作罷。

2002年左右,朱曉娟報名參加了出國人員留學考試,拿到了留學的名額,也因爲盼盼放棄了——她在北京參加出國培訓一個月回來,整個大院的人都找她來告狀,他們說:“曉娟,你那口子要管管了,他打孩子好厲害,簡直像在打階級敵人。”原來,盼盼生病了,程小平帶他去醫院,孩子調皮,左扭右扭,不願意做皮試,程小平扭不過,就打了一頓。“他爸爸的教育方式是兩個極端,他(程小平)高興時怎麼都行,非常寵溺,不高興就打他。”兩人爲此爭吵過多次,也沒有辦法。

上了初中後,盼盼突然不想上學了,跟朱曉娟說要去打工。朱曉娟跟他說打工可以,但要寒暑假。等到暑假時,她推薦盼盼去了朋友開的玻璃廠,一個月後,盼盼回來了,表示要上學,再也不要打工了。這時候,朱曉娟纔跟他開始講道理:“你曉得了哈,下次還去麼,你認爲那個錢那麼容易掙了?我告訴你呀,你不讀書,就永遠只能做那個工作,一輩子都翻不了身。”

現在看來,對於這個1996年找回的盼盼,朱曉娟想用盡所有力氣去補償他。她不惜將小兒子送回了老家,她的這種投入,其實也是對自己失去心理的一種彌補和慰藉。當時,她沒有也無法料到,命運對她的戲弄並沒有結束,她的親兒子劉金心在何小平那裏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。

劉金心羨慕盼盼。兩人還未見過面,他將對方稱爲“另一個我”。“另一個我,雖然沒有找到父母,但他生活質量提上去了,人生也就不同了。”劉金心有時候會想,如果自己沒有被抱走,跟朱曉娟生活在一起,自己至少是盼盼現在的模樣。

出了事情後,盼盼跟朱曉娟打電話時,聲音也有氣無力。後來,有一天,他告訴朱曉娟:“媽媽,無論以後,我能否找到親生父母,我們是一家人。”對我談起這個兒子,朱曉娟眼角眉梢都是笑,連緊皺的額頭都舒展開了。在陌生的劉金心和這個傾注所有情感的“兒子”之間,她絲毫沒有猶豫或者不自覺地將情感偏向了後者。“我稱他‘大兒子’,我還有‘小兒子’,你說,我應該稱呼劉金心什麼?”朱曉娟提到,劉金心曾委婉探問過外婆和自己的房產情況。她覺得劉金心希望通過尋親對命運有所改變。“我可不會把他養起來。也沒有這個能力。”

朱曉娟提到劉金心的口吻,就像她向我介紹現在居住的小區時一樣。幾年前,考慮到孩子已經長大,她將渝中區的房子賣了,湊了首付,在南岸一個小區買了房子。小區位置不好,好多年過去也沒發展起來,周邊也沒有活躍的商區。朱曉娟帶我進小區時,一邊走一邊評價,“以前這裏就是農村,環境很差,還好周圍的農民都在附近擺攤賣菜,生活也方便。”語氣中全是自嘲和失落。

朱曉娟覺得累。在沒有找回盼盼之前,她意外懷孕了。原本,根據他們孩子走丟的現實情況,兩人可以申請一個新的生養指標。但在計劃生育的年代,懷孕之後再申請卻是違反了政策。朱曉娟被醫院罰了款,程小平則被要求轉業到銀行做櫃員。程小平覺得憋屈,拒絕去上班,沉溺於在家裏玩期票,家裏的房子賠進去了一套又一套。最後,只剩下一套可以住的小房子,兩人最終離婚。程小平欠了一身債,在讀高中的兩個孩子都歸朱曉娟撫養。醫院的效益卻越來越差,正是用錢的時候,朱曉娟沒有辦法,就去兼職賣保險,頭批客戶全是同學。“大家也不信,就說支持買一買。”

爲了多賺錢,幾年前,朱曉娟選擇提前辦理退休,每個月領2000元退休金,全職做保險。她將每個月的工資都有條有理地計劃出來,存2000塊,剩下的留作家用。我跟朱曉娟去過一次菜市場,她買肉,只買個幾兩,夠做肉圓子湯就好;西紅柿也只買一個,還跟菜販抹了零頭。

兩個兒子相繼工作後,朱曉娟以爲苦日子終於熬過去了,“哪曉得又出了這個事情。何小平如果不把這個事情揭穿,我會一直認爲自己找到兒子了,他雖然文憑不高,但起碼能夠自食其力,現在親兒子這個樣子,你說我心裏是啥子心情,好難過”。陽光照落下來,打在朱曉娟疲憊不堪的臉上,她已經很久沒睡過一個好覺了。以前,她一沾枕頭就睡着,現在夜裏總會醒好多次。“我不願意去想這些事,想了就睡不着。”

朱曉娟也想着爲劉金心做些打算。她鼓勵他要自立起來,要好好幹工作,“何小平爲什麼把你當作包袱甩掉,說白了是你太無能了。如果你優秀至少正常,她還會來找我們嗎?”劉金心名下有一套房子,購買於2013年,是何小平付的錢,這是她的第三套房子,此前她給自己和女兒各買了一套。買時只要4000多塊一平方,如今房價已經翻了一倍。朱曉娟讓劉金心回去跟何小平商量,能否將這個房子賣了,湊個首付,在重慶買房子。

劉金心將這個想法跟何小平說了。何小平卻拒絕了,提出要給劉金心5萬元錢,讓他放棄房子。劉金心不同意,她又試圖在房產證上加上自己的名字。兩個人已經到了房管局,但因爲按揭沒付完,只好作罷。她跟劉金心提了兩個自以爲不錯的想法。一是他回去跟外婆生活,這樣外婆百年後房子就是劉金心的了;另一個則是讓生母將居住的房子給劉金心。“我說你現不現實?我隨時都可以過去,但我去了的話,那不是跟人家打架嗎?我外婆有兩個女兒,底下還有我們。”劉金心反駁道。

猜測、懷疑、試探,劉金心覺得自己被夾在了中間。他發微信告訴我,說情緒很不穩定,也沒有笑容,挺難受的,“我很想讓自己充滿活力,但怎麼也做不到”。我想到了去年6月5日那天,我倆迷路時的情景。我跟劉金心一路走一路聊,他說在重慶走路一定要找對方向,不然,你可能永遠都走不到目的地。我問他:“你覺得你現在走對了嗎?”“我現在都是懵的。”說完,他便埋下了頭,繼續往前走。

文章來源: 三聯生活週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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